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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的追忆】
我忘不了五年前的那一天
施 绳
五年前,我是北京一所高校的学生。“六·四”灭绝人性的屠杀发生时,我在现场。当时两颗子弹先后击中了我,使我一度处于生与死的边缘。在我的周围,许多人失去了生命,更多的人则留下了伤残的肢体和痛楚的心。
“六·四”以后,杀人者一直用精心设计的谎言歪曲,掩盖事实。使得死者得不到安息,伤残者得不到慰藉。作为“六·四”的幸存者,我无法沉默。我要写出自己所目睹的一幕,为死者抗议那惨无人道的暴行,也为世人提供一点“六·四”的现场真相。
八九年六月三日午夜,西长安街六部口,路灯昏暗。一辆辆用于战事的坦克载着荷枪实弹的军人,从西长安街由西向东驶来。每一辆坦克驶过,士兵便将枪口对着路边的众人扫射。(后来有传谣说,枪口是向上的,不是对着路边的人群。我想,要么这些人当时不在现场,要么这些人是在故意以假乱真)。子弹的出膛声,与墙壁和地面的撞击声,还有人们中弹后的惨叫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坦克子弹对付赤手空拳”的悲壮场面。
就我目力所及,每隔三至四分钟,总有一人倒下。如果倒在距长安街边较近的地方,因为子弹太密集,众人无法就近抢救,生死未卜。如果倒在距路边稍远的地方,便会有人自动围到那人的四周,以防子弹再次击中受伤者,并实施紧急抢救。三轮车,担架随呼而至,将伤者送往附近的医院。感谢北京的市民,他们自动地走出家门,冒着生命危险,加入了救援行列,提供了急救工具。是他们,使许多伤号摆脱了死神的诱惑得以复生。要没有他们,当时的许多伤号可能会因为抢救不及时或流血过多而死亡。也许,我就会在其中之列。
当时我首先中弹的部位是肩部,伤比较轻。先是听到“嗖”的一声,随之肩部感到一种麻麻凉凉的滋味。不过数秒,一记重击,我中了第二弹,是在背部。这次创口较大,位置非常危险,紧贴脊柱。事后推测为“开花弹”所击,由于子弹的威力不足,只是将脊柱表面的肉炸掉,而未伤及脊柱。当时我没来得及有疼痛的感觉,只在短暂的死神到来之前的清醒中意识到自己要到另一个世界去了,要与家人永别了。这是我瞬间唯有的全部思维。紧接着便是神志昏迷。我想当时昏迷的时间并不长。因为当我恢复了些许意识,微微睁开眼睛时,我还躺在离长安街边不远的地上。有几个人围在我的四周。我模模糊糊地听到有人说:“他的创口很大,流血太猛,赶快包扎,堵住血流。”我的T-shirt被扯下,而后便有人用力把它从中间撕开(或用剪刀绞开?)并用其包住伤口。不一会,来了一辆三轮车,我被抬了上去。因为我是背部受伤,所以只能平卧在车板上。在行进中,一直有人按住我的伤口四周,尽量让T-shirt贴紧伤口,不让血流太多。慢慢地,我的神志渐渐清醒,知道自己受了重伤,用手摸摸身体两侧,粘糊糊的,想必是血。当时头很沉,一个人托着我的脸。我全身麻木,背部有一种似痛非痛的感觉。我想知道一下周围的情况。用力抬了抬头,往旁边看了一下,发觉车上不止我一个人,还有人躺在我旁边。那人身上没有太多的血迹,不知伤在什么部位,途中一动不动,只是僵硬地躺着。有人将手放在那人的口鼻部,大概是拭拭呼吸情况吧。只听有人说:“这边这位(指躺在我身边的人)比那位(指我)还要严重,怎么连气息都没有?!”
在半清醒半昏迷的状态下,我被送到了一个距现场较近的医院(邮电医院?)。有人扶我走进了医院大门。走廊两边站满了人。最后,我被扶进了一间屋子(诊断室?手术室?)。这里已人满为患,躺着的,半躺半坐的,流血的,流泪的,低声呻吟的,大声痛哭的,高声怒骂的,比比皆是。我听到一个女孩在嚎啕大哭,问周围的人发生了什么事,说是她朋友刚才在长安街被打中颈动脉而气绝身亡。
稍后,我周围腾出了一点空间,一位首钢的工人帮我平卧在地上,托起我的头,让医生为我动手术。我看到地上满是血迹,这与周围血迹斑斑的伤者一起,构成了一幅比“战地医院”还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惨象。
医生动手包扎。他对扶着我的人说:“创口太大,伤口碎片太多,要好好消毒,需要二次手术。现在伤员太多,先简单包扎一下,止住血再说。”包扎后,我被扶到走廊的一角。那里已有许多人正在接受输液。看护我的人告诉医生,我失血太多,需要输血。那医生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说:“血液已用得差不多了,现在只能保证对垂危的病人输血。”那人又问:“血库的血呢?”答曰:“血库已接到命令停止向医院供给血液。”(这是我听到的他们的谈话,不一定真实)。此后我便感到异常的难受,剧痛快速地向我袭来,不知为何我突然感到口渴难忍,而后神志渐渐模糊。
输液后,我被安置到临时病房。病床一个紧挨一个,每行病床之间只留有供医护人员走动的空间。这时我神志已完全清醒。看看左边躺着的那位,鼻子嘴里插满了管子,大概是在输氧。右边的那位自眼部以上全部用绷带包着。我对他道声多多保重,他看不见我,回应地点了点头,并用手做了一个“V”字手势。
“六·四”清晨,(邮电?)医院的大多轻伤病号被转移到离现场较远的医院去了。(因为伤员太多,现场附近的医院已人满为患。)我被送到了积水潭医院。在我的病房里,足有四十多个伤号。这里已不再有生命垂危的伤号,但多数伤势不轻,据我观察,他们多数会留下或多或少的后遗症。
一个外地赴京访亲的农民,整个小腿的肉几乎全被炸光,两根小腿骨暴露在外,看了直让人打寒颤。医生给他动手术时,我不忍心注视他。因为每次医生给他涂沫药水,他都会发出撕心裂肺的痛叫。从小在农村生活了十多年,我深知一个历经风吹日晒的农民对一般疼痛的承受力。现在看到他如此摸样,可以想象疼痛的程度。如果他的情况落到我的身上,我真怀疑自己能否承受得了。
一个体院的学生,双腿从大腿根部被锯掉(据说他的腿是被坦克碾断的)。他的病床,一个可以升降的手术台,紧挨着我的病床。由于麻醉剂的作用,他没有痛苦的呻吟,一直处于昏睡状态。我看到他那残存的大腿一直在无助地摇动。难以想象,当他醒来,突然发觉他的双腿已不复存在,他会何等的悲哀!我怀疑他能否接受这残酷的现实?!要知道,他是搞体育的。对他来说,腿,不仅是用来完善他的躯体的,而且更是他未来事业的依靠。可是他现在失去了它们。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他失去了生活,失去了事业。
一个青年科技人员,伤势也着实不轻。通过交谈,知道他刚出校门不久。六月四日凌晨,一颗猖狂的子弹沿着他的胸部紧贴表皮从左边穿到右边。感谢上帝,子弹没有伤及他的心肺。命是保住了。但是要知道,子弹有毒,且受伤部位奇特,手术难度很大。他活动困难,生活不能自理,整天躺在病床上。到我离开积水潭为止,他的伤还没有得到确诊和治疗。我很担心他以后的伤势。
六月五日上午,在积水潭医院呆了一天后,我被转到了另一个医院。在那里,在医务人员的护理下,我接受了近三个月的药物治疗和数次手术。然后,拖着虚弱的身躯,出院了。 这,就是我在“六·四”那天的经历。
五年过去了,死者依然没有得到安息,伤残者仍然还在艰难地承受着躯体和心理上的创伤。在这时候,我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想对沉眠于地下的亡灵们说一句:我没有忘记你们,永远不会。想对伤残的朋友们,道声珍重:总有一天,你们的创伤会得到治愈的,只要公理还在,只要人道还是人类社会奉行的准则。趁此机会,我想对在过去,现在以不同方式,从不同方面救助过“六·四”遇难家属和伤残者的朋友们,表示我的感谢。正是你们的救助,使遇难家属得到慰籍,使伤残者得以生存并度过艰难的过去五年。
现在,“六·四”的许多受害者仍然还在困境中挣扎。请求朋友们伸出你们友爱的手,去帮助他(她)们,去帮他(她)们度过生活难关,去给他(她)们以生活勇气。
现在,“六·四”的遇难者亡魂未散。他(她)们太冷清,他(她)们太冤枉。请求朋友们,拿出你们的爱心和正义,在他(她)们沉眠地下五年之际,献上一分你们的思念,呈上一分你们哀悼。我深信,他(她)们的在天之灵会感谢你们的。
一九九四年六月寄自美国 ■ [转载自《华夏文摘》zk640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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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道 的 音 响
·小 三·
“历史的伤口”是八九年出的。这首歌也是我最爱的歌之一。
我那时常开数百英里,在美国的西岸,打开音响,那歌便和着太平洋的涛声轰鸣起来,一下子把人带到天安门广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和平示威,充分显示了民族的活力和创造力,那时的华人不论在哪,都有同仇敌忾的感觉。它对中国走向富强之路,唤醒民智,以及对世界所起到的作用,绝不是几句马后炮式的品头论足就可以抹煞的。它不属于某几个个人,而是属于整个人民。是平民阶层大觉醒,向贵族争取政治权力的不可避免的一步。正如站在它的对立面的人所说:这场风暴,迟早要来。
民运最深厚的根源是人道主义。人道主义表现为对平等、参与、富裕的诉求,体现人性中善良和可亲的一面。从五四到六四,天安门广场的人从数千增到数百万。中国人对人道主义的诉求走过漫长的道路,集中体现在人民和统治者之间的冲突。许多人以“反思”的名义,说这个运动失败,他们不懂,对政治运动的评价是不能以一城一地的得失来衡量的,而要看它的长远影响。被坦克履带压抑的八九民运中积聚的能量,今天正在通过各种有形无形的方式强有力地表现出来,把中国推向富裕,这就是中华民族鲜血的颜色,鲜血的热,人们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所以这首歌是人道主义的音响表示,在悲愤中蓄了力量,显示了人。
【附录】
《历史的伤口》
蒙上眼睛,就以为看不见
捂上耳朵,就以为听不到
而真理在心中,创痛在胸口
还要忍多久,还要沉默多久?!
如果热泪可以洗净尘埃
如果热血可以换来自由
让明天能记得今天的怒吼
让世界都看到历史的伤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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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受难者寻访实录
丁子霖
一个十九岁的高中二年级学生,死得太惨了,尸体就埋在天安门附近第廿八中学墙外的土坑里。他的名字叫WX。
遇难前,他刚结束“军训”,而且与“解放军”交上了朋友,还准备和战士们一起联欢呢;可是,他死了,时间是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凌晨。遇难时身上依然穿着“军训”时穿的那一身军服。他是那样地喜爱那一身没有领章的军服啊!
在中国历史上那个使千百万人无法安睡的夜晚,WX像其他热血青年一样,不能在家里呆着;他要投入到改变中国历史的洪流中去。他显然没有意识到,那随着坦克、装甲车一起开进北京城的戒严部队,同他在军训中结交的战士朋友们都是一样的“人民解放军”。
那天晚上,他戴上头盔,背上相机,骑车离家而去。临行前,他告诉母亲,他要记录下真实的镜头,作为历史的见证,也为了伸张正义。他一路骑车尾随东进的戒严部队行进到南长街南口,也许正在为自己的壮举感到自豪和庆幸呢;可是他再一次举起相机时,一颗罪恶的子弹随着光灯的闪亮射中了他的头部。一个年轻的生命被扼杀了,在那短短的刹那之间。在他告别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刻,他使尽全身力气用手指打出了一个“V”字。
在人生的旅途中,有着各种各样的友谊:有用欢乐的笑声联结起来的友谊,也有用悲痛的泪水凝结而成的友谊。而我同这位死难者的母亲的友谊,不仅是用泪水,而且是用两位年轻人的鲜血凝成的。她是我同“六·四”受难者群体建立起来的第一个患难之交。
记得那是在一九八九年的九月。当时我正苦苦地在生与死之间挣扎,健康状况很糟,几乎不能下床。一天,ZXX和她先生来看我。她讲述了她儿子遇难的经过,显得很平静,看得出来,她是为了不把我的悲痛勾起来,硬是把自己的悲痛深深地压在了心底。
她告诉我,她儿子中弹倒地后,并没有立即死去。据目击者说,当时正好有一辆救护车赶到现场,救护人员火速上前抢救,却被戒严部队阻止。W在血液中躺了将近两个小时,他的生命是一点一点地慢慢地消失的。他用生命换来的照相底片连同相机被搜走了,后来连尸体也不知去向。在以后的日子裹,家人和朋友们找了北京数十家医院,一直到六月十四,才在西城的一家小医院护国寺医院发现W的尸体,可是遗体己经腐烂、长蛆了。原来,在六月四日凌晨,有一批倒在长安街上的遇难者的尸体被戒严部队匆匆掩埋在天安门西侧廿八中墙外临时挖掘的土坑里。当时正值夏季,不几天,尸体发出异味,经校方交涉,又把尸体挖出来重新“处理”。因W生前穿的是军服,被疑为军人,遂转移到那家医院了,总算保留了尸体。遗体火化时,还从公安局开了一个“外出死亡”的证明,否则不准火化。
已经发生的一切似乎都过去了,可历史是无情的,它给人们留下了一个令人心悸却又无法使人缄口的谜,到什么时候人们都会问:在廿八中的墙外,当时究竟挖了几个土坑,每个坑裹埋了多少具尸体?也许目击者不敢再提起,也许当时根本就没有目击者,时间长了,它成了中国的“卡廷”。但是,相信历史留下的谜,历史总会解开的。
我要感谢这位母亲。我至今记着她第一次见面时说的话:“为了死去的儿子,我们无论如何要活下去。”是的,我们为生者活着,更为死者活着。她的爱子离她而去了,她却把母爱留给了人间。快五年了,她同我一起,一家一家寻访遇难者亲属,给那些孤苦无依者送去被世俗的冷酷无情地侵蚀着的却仍然是那样炽热的爱。我相信,在我们这个世界上,这爱是比杀戮更强大的!
● 留在骨灰盒前的小纸条
她宁可放弃八百元抚恤金,也不愿在丈夫“正常死亡”书上签字:
一九九○年清明节过后的一天,我的朋友ZXX给我送来一张小纸条,那是她在清明节给在“六·四”惨案中死去的儿子扫墓时从儿子骨灰盒前捡到的。可惜这张纸条没有能保存下来,我依稀还记得纸条上写着:XX的母亲,我们是同命运的人,在“六·四”中我失去了丈夫。现在我们母子相依为命。我有许许多多的想不通,如愿意,请与我联系。最后是她留下的姓名、单位、电话。
自从我与ZXX相识以来,我们就决定要寻找在“六·四”劫难中失去亲人的同命运者。也许是心灵的感应,现在居然有人向我们走来了。当时我们的心情是可以想见的。但在那个时候这样做是要冒风险的。
北京城仍处于戒严状态,清明节、“六·四”周年,北京的各个墓地尚处于公安干警的严密监视之下。也许,这位失去丈夫的妻子被郁积在心里的悲愤和孤独压抑得太重、太深了,她不再有惧怕和顾忌,竟想出了这样一个联系的办法。
我按照她提供的电话号码,很快和她取得了联系。不久我就收到了她的信,从她浸透着血和泪的来信中我知道了一切:她和她的丈夫都是“老三届”的。丈夫父母早逝,下有弟妹,很早就挑起了家庭重担。因为失去了青春年华,上大学,找工作,都曾费尽周折,直到卅六岁上才结婚成家,有了一个小男孩。她比他小六岁,也是靠自己的奋斗走过来的。这是一个历尽艰辛而组织起来的小家庭,一切都来之不易。
可是,这一切都成了过眼烟云。
那天他刚从广州出差回家,正好碰上了那场杀戮,四日凌晨,他得知外面开枪,要出去看看。他不相信共和国的军队会用机枪、坦克对付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想不到,这么个壮实汉子,离家不到一个小时,就喋血于东长安街公安部门口的街头了。那是一颗达姆弹,整个膀胱被炸得粉碎。他是与死神搏斗了两天才死去的,临终时深怀歉意地对妻子说:“对不起,对不起!”别的话已无力说下去了。那一年他四十二岁,儿子才五岁。
他抛下了年轻的妻子和年幼的儿子走了。妻子把丈夫的骨灰盒放在家里,她总觉得丈夫仍在她的身边;可是儿子天性敏感,孤灯下面对父亲的骨灰盒难以入眠。于是,她忍痛把丈夫的骨灰盒存放到了XX公墓骨灰堂。每当清明、周年,她带着儿子远道去给逝者扫墓,年复一年,已经五个年头过去了。
生活太艰难,母子俩咬牙忍着。她曾找过丈夫生前单位,单位答应给她八百元抚恤金,但要她在丈夫“正常死亡”的书面结论上签字。她拒绝了。她说:“这不是事实。我不能对不起死者,我宁可不要这笔钱。”八百元,仅仅是八百元,它能使受屈辱的弱者再一次受辱!可她是坚强的,她意识到了做人的权利和尊严。
时间一长,周围的人们也就对这个家庭曾经发生的事情渐渐淡忘了,只是她住区的片警还常去她家“关照”:
“今年‘六·四’去扫墓了吗?”
“去了。为什么不去呢?”她反问。
“你现在对‘六·四’怎么看?”片警又问。
“你要我说真话还是假话?”
“当然是真话罗。”
“那我就告诉你,我想不透,为什么要开枪杀人!”
片警没有想到一个弱女子会说出这样的话,讪讪地说:
“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我劝你还是现实一点的好。‘六·四’的案不是一时半会儿能翻得了的。”这位片警是忠于职守的,但他心底还存有那么点善良,他不忍心再加害于这对无依无靠的孤儿寡母。
我认识这母子俩已经四年了。每逢寒假,妈妈都要带着儿子来我家里让我看看,尤其是春节,孩子也总是早早盼着来找我这个“奶奶”家。一声“丁奶奶好!”我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但我不能掉泪,我不能让他幼嫩的心灵再一次受到伤害。
● 失之交臂
三日晚上X要去唤回学生,却饮弹木樨地,留下一对刚出生的孪生子
某大学一位名叫XX的青年教员于八九年六月三日夜饮弹木樨地,身后留下一对刚刚出生的孪生子。这一消息曾在那场劫难过后广为流传。人们关注着这对孪生子和他们年轻妈妈的命运。有传闻说,这对孪生子中的一个已经夭折。这更引发起人们的同情和忧虑。
我儿子在那场劫难中离我而去了,我难于接受这个事实;可想不到还有比这更难于接受的。那位年轻的母亲,那对刚刚出生的遗孤,时时刻刻萦绕在我的心头,我下决心要找到他们。但我当时困于病榻,不能行动。我托人打听、寻找,很长时间也是杳无音信。
话说一转眼到了九三年一月份,我尝试着给那所大学的一位我并不很熟悉的教师拨通了电话,求她帮助寻找,也是没有抱多大希望。真是意想不到,不几天,她就告诉了我那位年轻妈妈的姓名和住址。她不敢直接去死者生前单位询问,而是以给死者遗孀“做媒”为托词,从她居住的住宅楼管理人员那里打听来的,我这才知道,她叫LXX,住XX楼西层。
当天下午,我让女儿去找L,因不知道她的房间号码,她敲开了几家邻居的门。邻居告诉了L住的房间,并说他们上午还曾见到过L,但听说她就要回湖南老家去了。那天寒风凛冽,我女儿俳徊于L的住宅楼周围,等待了一个下午也不见L的纵影。后来才知道,L于上午就离开学校启程回湖南了。真可谓失之交臂啊!
等到寒假一过,我女儿和我先生又一起去找她,但房门锁着。从她的一位邻居同时也是X生前的同事那里获悉,L短期内不会返京了,她的一对孪生子在X出事后一直寄居在湖南外祖父母家。从X的这位同事那里,我也明白了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会找不到L的下落。
原来,L在北京的一所中专任教,她住的是X所在学校分配给X的房子。X死后,校方与她“有约”在先:不淮透露X的遇难经过以及她作为遇难者家属的身分;不准她接触外国记者,否则不得在校内继续居住。三年多来,她就是这样隐名埋姓,深居简出,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日子。
感谢那位邻居告诉了我L在湖南老家的通信地址,他是偷偷地把地址写在一张小纸片上的,为了不自找“麻烦”。我很遗憾。这三年时间里,我们离得那么近,可我居然没有能找到她;现在她离得那么远了,也就只得从头找起。
我立即给她湖南老家去信。没有过几天她回信了。从信中得知,她接到我信的当天,正好动身去深圳特区,因此信是从深圳寄来的。她父亲嘱咐过她的,到深圳后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给“丁老师”写信。
现在我面前摆着两张珍贵的照片。
一张是一九八九年四月中X从医院接回L母子三人在湖南家里的合影,夫妻俩一人抱着一个刚出世的小宝宝。妻子在欣喜中略带分娩后的疲惫,丈夫在满足中充满着自信。是的,这个小家庭是美满的,这种美满还只是刚刚开头呢。
X出生在湘黔边界的一个山区小县城,十六岁就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名牌大学,廿岁便获硕士学位留校任教。妻子是一位能歌善舞的蒙族姑娘。他俩是同乡,从相知、相爱到结婚生子,是那样的幸运,好像一切都是老天按他们的愿望安排的。
然而,世界上的事情是难以预料的。小两口拍下这张照片的第二天,X就离家返京了。在X的心目中,有一件事是比小家庭的温暖更为重要的,那就是从四月中旬开始的北京的爱国民主运动,而他所在的学校正是这场运动的发源地。以后的事情大家是可以想见的。六月三日夜里,他在西长安街的木樨地桥头遇难了,他是担心他的学生发生意外而去召唤学生回校的。现实竟如此残酷,残酷得叫人不忍听闻。
那第二张照片,我几乎不忍目睹了。那是穿着一模一样童装的一对小兄弟,已经四岁了。四年来,年轻的母亲要为自己的生计奔波,外祖父母为不幸的女儿分忧,含辛茹苦地挑起了抚养这对遗孤的重担。俗话说,祸不单行。这对小兄弟中的老大,出生时因脑窒息而导致脑瘫,刚生下来时好好的,后来症状越来越明显,几年来到处求诊求药,至今仍无多大好转。这个劫后遗留下来的小生命成了亲人们心里沈重的疙瘩,也成了我心头一块放不下的石头。
我多么想去看望这对小兄弟啊,可几次产生这个念头几次都打消了。湘西离北京太远了,我己失去了远行的能力。使我欣慰的是,今年春节的大年初三,我从长途电话里听到这对小兄弟稚嫩的声音。他们的妈妈、他们的外公外婆一定是知道我在遥远的北京想念着他们,特地让这对小兄弟给我拜年的。[原载《世界日报》1994年2月20,21,22日, 转载自《华夏文摘》zk9406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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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税 局 动 向 一 瞥
安斌会计师(CPA)
对于大部分的企业和个人来说,93年报税总算已经过去。但国税局(IRS)稽查税务并往往进一步索取税款对93年的税表还只是开始。你知道自己的企业或个人税表被稽查的可能性有多大吗?你知道怎样尽量避免税务稽查的发生以及遇到后应该怎样对付吗?这次先为大家解答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留到下次讨论。
据国税局最近发布的有关其1993财政年度报告的草案透露,93年内国税局在全国共专案稽查了1,058,966份个人税表,稽查率为0.92\%;比1992年的1,206,019(即1.06\%)有所减少。国税局的税务稽查一般分三路进行,即各区中心的通讯稽查,各办公室税务专员稽查以及检查员的实地稽查。93年内的中心稽查(占28.6\%)与92年(38.1\%)相比有较明显下降,但办公室和实地稽查则分别从92年的44.5\%和17.4\%增加到47.7\%和23.7\%。三种稽查结果是个人税表平均每份增税(包括罚款和利息等):中心,$2,974;办公室,$2,625;实地,$13,664。注意这里的增税数值仅是国税局稽查后要求追加额的平均数,而且没有将纳税者抗议或上法庭后的最终结果考虑在内。国税局的资料显示,纳税人能“死里逃生,”被查后税务无需变化的平均仅有约10\%。
一般来说,个人的税表如含有经商税务比没有经商税务被稽查的可能性大。同时,虽然1993年个人税表稽查的总数比92年有所减少,但含经商税务被稽查的百分比却升高。例如,国税局稽查收入少于2万5千元的一般税表从92年的0.82\%降为93年的0.71\%,收入在2万5千元到5万以及从5万到10万的税表也分别从92年的0.70\%和1.10\%减少为0.58\%和0.88\%。但相反的,含有非农业商务的税表收入低于2万5仟者在92年的稽查率是1.89\%,93年则升至2.24\%;收入在2万5千和10万之间被查的税表从92年的2.28\%增到93年的2.41\%。再者,含商务的个人税表被查后能大难不“死”者只有4\%。
公司被稽查的可能性一般随公司资产价值的增加而升高。例如93年公司资产小于$25万元的被稽查率是1.33\%,但资产值介于25万和100万者被查的可能性就增为3.94\%,100万到500万资产者更增至9.35\%。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是国税局在93年的公司税务稽查率虽然比92年一般都有降低,但同时却增加了对小型公司(S Corp.)和资产小于25万元的普通公司的检查。
国税局稽查税务的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不同管区对同类纳税者的注意力有很大差别。举例说,同是个人税务,三潘市,洛杉矶,阿拉斯加的Anchorage以及亚特兰大依次是名列榜首的高稽查区;费城,辛辛那提,波士顿和芝加哥则处在最低稽查区,最高(1.63\%)与最低(0.34\%)可有近5倍的差别。类似地,公司的高稽查区(加州San Jose,阿州Anchorage,三潘市和辛辛那提)与低稽查区(纽约Brooklyn,佛州Jacksonville,费城和芝加哥)的检查率也有3倍之差。注意国税局的管区大多不限于其所在城,不少甚至覆盖全州。
虽然93年稽查率比92年有所减少,但国税局的1994和1995财政预算表明,其稽查率在94年度(1.25\%)和95年(1.03\%)将都高于93年。同时,面对国会的压力,国税局正在采取一系列步骤如合并服务中心,强化计算机使用等提高效率,加强税收。最令人瞩目的新措施是国税局为逐步改变其以税表形式和所报收入等等为尺度选定稽查对象的旧办法,制订了行业专门化纲要(MSSP),针对某些它认为需重点注意的行业加强稽查人员培训。已经被列入的该纲要的第一批行业有律师所,加油站,卡车运输,傧仪馆,小旅店,出租汽车和出租飞机七种行业。接之而来的约20种行业包括汽车零售,保险代理商,牧师,旅行社,pizza饭店,杂货店,娱乐行业,洗衣店等等。虽然MSSP还仅在其初始期影响行业也有限,但国税局正紧锣密鼓的推行并计划最终覆盖约80种行业。因此大家不可掉以轻心。
注:以上所述仅为一般性讨论,具体问题应有专业人员具体咨询。安斌会计师的电话为(314)939-24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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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Zhang Qingsong, Ph.D., 310 N. Piedmont St. #4, Arlington, VA 22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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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美学自联拨发活动经费的通知
学自联总部
在全美学自联总部和各校学生会大力推动下,第五届全美学自联在医疗保险服务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到九四年三月底,已有六千多人投保。按照学自联有关规定,百分之四十的推销费将拨给地方学生会作为活动经费。各校应支取的数目见下表,希尽早与总部联系,电话(202)347-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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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第五届全美学自联第三季度发放学生活动经费(医疗保险)一览表
(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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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怎么能够忘记“六·四”?
关于密西根大学学生会主席被罢免的综合报导
【本刊讯】在1994年6月4日前后,计算机网络上不断出现各地中国学生举行纪念“六·四”五周年活动的报导。但由密西根大学陈建[译音]发的一条消息格外引人注意。在计算机网络上,陈建以“坦克架驶员”的外号而出名,原因是在几年以前,陈在网络上公开为“六·四”大屠杀辩护并声称下一次他也会加入坦克架驶员的队伍冲上长安街。
这次,陈建发的是一条以“密西根大学没有“六·四”纪念活动”为题目的消息。他说,自前苏联分解以后,密西根大学中国学生会就停止了纪念“六·四”的活动。今年密西根大学中国学生会也不办“六·四”纪念。他写道:“作为密西根大学中国学生会的主席,我号召全世界的中国学生组织把目光放在未来。我们应该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并使中国人民的生活改善。我们应该让“六·四”成为过去(“We should put June 4 in history。” [见CND-US, June 12, 1994]。文章的署名是密西根大学中国学生会主席陈建。
在同一期的CND上,有一篇密西根大学学生赖参海[译音]写的批评陈建的文章。他指出陈建的文章并不能代表密西根大学大学的中国学生。陈建是在把自己的政治观点强加给密西根大学中国学生会的成员。赖参海指出,他曾经是密西根大学中国学生会的理事(陈建为主席),当他看到陈建发表的为“六·四”辩护和谴责魏京生的文章后,便从理事会辞职。他指出,人们应该向前看,但是那并不意味者要忘记“六·四”这一国家的悲剧。近两年的经济是在发展,但那不能证明“六·四”屠杀是正确的。相反,如果没有“六·四”,中国的形势应该比现在更好。
在密西根大学,陈建要求人们忘记“六·四”的文章激起了学生们的强烈反映。学生会的成员发起了一个根据学生会宪章罢免陈建学生会主席的动议。(根据赖参海的文章,以前曾有要求陈建和理事会集体辞职的要求,陈建坚持要有2/3成员的同意才行。)在短时间内这份动议得到了超过200名会员的签名支持。于是中国学生会在6月11日召开了一次会议讨论这份动议。陈建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并试图为他的行为辩护。参加会议的大部分学生认为陈建的活动是滥用职权的行为并伤害了学生们的感情。学生们对罢免陈建的动议进行了表决。结果是120票赞成罢免,6票反对,11票弃权。动议因而被通过,陈建的主席职务被罢免。会上并进行了新主席的选举。[见CND-US, June 13, 1994]
如果白梦(“以枪口对准良心”作者,文见本期)看到这篇报导,她应该能够得到一些安慰,因为这个事件充分表明,广大留学生没有也不会忘记“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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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