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美学自联,人权理念与“中国人权”
--致“中国人权”主席刘青
陶业（美国）
您好，刘青，久违了。
我这个人常挨骂，但也常骂人。挨骂时，不还击，这秉性与涵养倒是有点向象您；骂人时，一发不可收，其赤诚与执着有点象茉莉(开个玩笑，并无巴结二位的意思，我差远了)。不过，我有个讲究，先骂谁，后骂谁，孰先孰后，得有个次序。首先须要批评的是那些对权力放弃制约和监督的行为，其次才是批评权力本身膨胀的行为，这在程序上至少是正义的。因此，我首先批评了辞职理事们对程序的轻蔑(议报191期)，又批评了留任理事们混淆了监督者和追随者的角色(议报193期)，当然，接下来就该是您，这场风波的主角了。
记得我们还是十几年前见过一两面，当时你刚刚来美，立足未稳，落难落魄，木讷寡言；但不愧是民主墙老战士，我曾被你的思维敏锐和质朴为人所打动。惭愧的很，虽然，我们当属同辈人，但当年你们闹民主墙那会儿，我还在苏北偏僻闭塞的农村种地，一个地道的老农。正是民主墙的被镇压，唤醒了我对民主的思考和追求，很明显我是远远落在你们的后面。
“中国人权”初创之时，与全美学自联有着良好的合作和相互支持的关系。肖强曾兼任全美学自联人权委员会主席，并历时数届；全美学自联也曾向中国人权每年拨款2-8万美金不等以示支持，并历时数年。这两个组织之间之所以能保持良好的合作，因为他们在组织定位上，有相似之处，其一就是推动中国的人权事业。在全美学自联的宪章里明确地写着其宗旨是为了推动中国的“自由，民主，人权和法制”。实际上也只有人权一项，包括人道救援，具可操作性。全美学自联和“中国人权”早期的共同努力，成绩是显著的。
两者关系的疏远，始于全美学自联的衰落和“中国人权”的兴盛，合作关系也就此中断。回首往事，莫不感慨。在此我无意回顾两者的合作史，我只想再次提醒诸位关注全美学自联衰落的历史教训对於今天审视“中国人权”问题的意义。
十年前我就说过，海外有太多的政治团体和类政党组织，但群众性草根组织在美国就只有全美学自联这么一个。这种唯一性，决定了我们有一千个充分理由保留这个草根性组织，但没有一个充分理由把它变为一个类政党。为此，我们必须谨慎地坚持全美学自联宪章所规范的有关群众组织的定义。
全美学自联宪章对定位作了相当有分寸的把握。它不是某个人一夜之间想出来的杰作，它是来自全美东、西、南、北、中各地区主要大学的组织和筹备委员们在芝加哥大吵大闹地辩论了十几个昼夜，又经过来自三百多所大学的五百多名代表们在全美学自联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讨论了三天的结果。无不遗憾的是，随着岁月的流逝，文革时期那种激进的思潮，“唯我独革”，“唯我独左”的霸道文化，和那种“如果让他们上台，中国注定‘亡党亡国’”的武断的思维模式，在全美学自联“鹰派”(激进派)内部蔓延开来，全美学自联的宪章被逐步搁置脑后，全美学自联的实际定位在逐步提升，全美学自联的某些要人和理事，逐渐频繁地穿梭于各个政治团体和类政党组织之间(作为个人的政治诉求，无可指责)。全美学自联第五届总部竟然以全美学自联即将“沦陷”为借口，邀请自民党党魁王炳章率领其‘空降兵团’冲击全美学自联第六届代表大会，导演了一场十足的闹剧。为此付出的代价，便是为丛驱雀，为渊驱鱼，全美学自联逐步失去了草根，基层学生联谊会大都又回到了大使馆的怀抱。从此，在美国就再也没有一个群众性的草根组织了，却尽是一些占山为王孤家寡人式的类政党团体。全美学自联蜕变为其中的一个，其意义究竟何在呢？全美学自联宪章的尊严受到了玷污，全美学自联从此走向终结。此全美学自联，已非彼全美学自联了。
今天的“中国人权”正在重韬全美学自联之复辙。耸人听闻？不是。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反省全美学自联的历史教训，概因如此(我说反省，因为我也应该为此承担责任)。“中国人权”在刘青的掌控下也在向政党政治靠拢，这必然使“中国人权”的理念发生错位。全美就这么一个中国人权组织，为什么不珍惜它？刘青你利用“中国人权”为掩护，进行欺骗性募捐，向其他组织秘密转移资金，必定最终毁了“中国人权”。
“中国人权”的辞职理事们十分尖锐地指出：“‘中国人权’主席刘青，近年来背着理事会身兼其他三个组织的主席，领导政治团体，涉入政党政治，……他完全违反了从事人权工作所必需坚持的原则。”辞职理事们还指出：“‘中国人权’的最大偏差，是背离了具有普世价值的、非政党非政府化的人权理念。”
为什么人权事业涉入政党政治违反人权工作原则？我没有研究过，但我个人对对此的简单解释是，人权是法律的主题，而政党是政治的主题；人权的诉求是权利，而政党的诉求是权力；人权固然是政治斗争的一部分，但人权诉求在政治自由的层面，而政党诉求在政治民主的层面。混淆人权工作与政党政治的结果，必然会以权力诉求取代权利诉求，以政党诉求干扰法律诉求，以民主诉求忽略对自由的诉求。这种严重的错位，必然造成对人权工作的损害。再者，人权的目的，在於谋求全体人民的权利，而政党的目的，在於谋求该党在未来中国政治舞台的权力分享，这是完全不可混淆的两重任务。
刘青，您背弃人权理念，涉入政党政治，还有什么资格担当“中国人权”的主席呢？您哪里还配继续从事人权工作呢？什么是从事人权工作所必需坚持的原则？或许您从一开始就没搞清楚。正象某些搞民运的人物一样，他们不太看得起全美学自联从事的人道救援工作，认为人道主义的定位太低，他们试图提升人道救援的调子，甚至质疑天安门母亲运动的人道主义定位。他们不理解人权是人道主义的法律表达，不懂得人权事业本身就是对专制的制约和其间此消彼长的关系，他们只顾及自己个人的感受和兴趣，唯独干政党政治才过瘾，即便当不了主席，当个总干事或秘书长也不赖。这些毛病跟您差不多，您也是这付德性，您的野心或许更高，兴许对总干事或秘书长还瞧不上。
刘青，您对“中国人权”主席凌驾于执行委员会之上，执行委员会凌驾于理事会之上这种本末倒置的现象究竟应负什么样的责任？您是否明白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组织构架？这是独裁，标准的独裁构架。在人权组织内部搞独裁，在诸多德高望重的理事眼皮底下搞独裁，在民主的土地上搞独裁，您真拿得出手。权力欲望的膨胀导致权力的膨胀，权力的膨胀导致权力的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您现在究竟腐败到哪一步了呢？是才烂了一半，还是从头到尾？
刘青，您对索菲亚、肖强、王丹，王渝的辞职与出走究竟应负什么责任呢？您对十三名理事的集体辞职究竟应作怎样的反思呢？主体欲望的攀升，必然对客体进行否定；您对周边人们的否定，反过来来，集中了您个人的权力。在人权组织内部压制人权，在一个人权组织内部竟然容不下如此众多愿为中国人权事业献身的人们，在一个人权组织内部竟然没有一种人权的文化，这个组织莫不是在挂羊头卖狗肉？当一个人权组织其有关人权的相关话语失去对人的尊重时，它的组织行为还有什么可信度呢？！
刘青，您对“中国人权”目前这种对缺乏监督的状况是否窃窃自喜？您对“中国人权”目前经费的使用和资金安排比例失调的状况是否心安理得？您对总部的富丽堂皇与人们寻求人道救援的凄苦无助之间所形成的反差是否无动于衷？如果对人的悲惨和疾苦不能产生同情和反应，与行尸走肉有何区别？人权理念对一个人权机构来说，它决不单单是一些口头和书面的辞汇，它体现在具体的程序，结果和操作的正义性上。“中国人权”的现状不仅仅是对人权的偏狭理解和运用，而且是对中国本土人权事业的冷漠和背离。
今日的刘青，已不再是民主墙时期的刘青；今日的刘青，也不再是89民运时期的刘青；今日的刘青，更不是“中国人权”初创时期的刘青。今日的刘青，把个人的利益和兴趣看得高于“中国人权”的事业，今日的刘青已经俗不可耐！
当“中国人权”向政党政治靠拢时，当“中国人权”掌握在一个人权理念已发生偏差或质变的人手里时，当“中国人权”的实际操作与它的旗帜形成强烈反差时，这标志着“中国人权”在走向终结。
尽管“中国人权”在走向终结，但我们深信中国的人权事业将继续向前发展；一个人的堕落，一个组织的蜕变，改变不了中国人权事业的主流。中国人权事业的理想终结是专制在中国的最后崩溃。
刘青，您好自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