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川指出，六四后，许多中国学生学者与中国学术界之间的联络中断，黄谷阳是重建中美学术交流的开拓者。早在1992年，他就牵头成立了海外学协，并担任1993年度主席，93年暑期并在北京和中国相关单位举行学术研讨会，也继续低调从事民运活动，93年前往北京时，他还向政治异议人士陈子明的妻子转交学自联筹集的捐款。

刘永川对多维社说，虽然现在来看，不少留学生回中国创业，或者中美两边跑，但当时黄谷阳的举动在全美学自联引起很大争议，支持他的人不多。但他默默承受著这些压力，没有向局外人透露他帮助陈子明一事，而是拉出一班人马自行行事，从事中美学术交流，后来就渐渐淡出全美学自联的活动。不过刘永川本人尊重黄谷阳的举动，所以他们私下一直保持著朋友间的来往。

刘永川说，他2000年春与黄谷阳最后一次在加州见面，当时黄谷阳踌躇满志，在饭桌上大谈他在北京的工作和成就，丝毫感觉不到他对生活的悲观。案发第二日，他就知道黄谷阳出事了，联想他们近几年的电话、电子邮件沟通，他认为，从大背景看，这起悲剧其实反映了许多中国留美学人的旁徨和谜茫。

刘永川指出，六四时代的中国留美学生现在大多可以说是事业有成，吃喝不愁，搞学术的大多快熬到终身教授，搞商业的大多进入公司副总裁、部门副经理之类的中高层，然后就陷入谜茫和旁徨。

为什么这样讲呢？首先，在美国主流社会中对外国移民的“玻璃屋顶”效应开始出现，阻碍他们进一步高升。其次，中国是一个大国，中美之间的意识形态对立和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与其它国家和地区的留学生相比，进入主流社会更容易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扰和负面影响。再次，在美国公司掌握高科技的中国移民如果积极未经过公司许可与中国积极来往，公司高层很可能以竞争利益冲突为由，对这种学术交流持否定态度。最后，大多数六四时代的留美学人已经加入美国国籍，如果这些人向中国传播高科技技术，就可能引起“双重效忠”的争议，毕竟在加入美国籍时，他们宣誓将美国的国家利益置于首位。

刘永川说，许多人也选择不加入美国籍，回中国发展或者两边跑，这些人同样陷入困境。两边跑者仍然不能免除“玻璃屋顶”、“双重效忠”等困绕，回国发展则必须适应中国的人治环境，这一点许多留美学生又不愿忍受。

刘永川下结论说，那些在中国有背景、有靠山的留学生最适合回国发展。否则，即使你在中国事业成功，一旦有人告发你六四时在美国的行为，国安部免不了前来调查一番。黄谷阳给中国做出的贡献可谓不小，最初他默默去做的时候，也没有多少人看好，但后来做大了，就引来国安部的调查，而在美国，他的行动也受到留学生和雇主的非议，简直是猪八戒照镜子两面都不是人。

刘永川向多维社透露，全美学自联的许多干将都经历过黄谷阳这样的思想行为转变，也陷入过同样的旁徨。由于难舍的中国情结，他们对中国的事务格外关注。入籍美国的，也想方设法促进与中国的商务、学术交流，也有许多人回国发展。其中，亚信公司创始人田溯宁、丁健算得上是很突出的两位。

刘永川说：“听朋友转述说，田溯宁有背景，所以很高调，丁健没有背景，但背靠田溯宁就算有保护伞了。不过我多年没有与他们见面，也没有联系，具体情况也不清楚。学自联的其他人就不行了，这个我有发言权。这些人稍微干出点样子的时候，就有安全部官员找上门来，说实话，六四时有几个人没卷入呢？这样人家一查，自己就要小心了。让你高调，你也不敢，所以这些人自觉低调行事。当然也有例外了，当年大闹学自联的几位，后来被北京当局奉为上宾，回国发展，春风得意，其中不少人就在国安部工作。”

不过，刘永川拒绝透露这些人的姓名。

10多年没有回过中国的刘永川自称也属于“割不断中国情结者”，但与其他人有一点不一样，中国政府不允许他回国。刘永川最后向多维社说，黄谷阳的悲剧令人可惜，其中案发的具体原因他无从知晓，但该案折射出那一代留美学人心中的旁徨，令人□□，他们的心路历程，也值得引起人们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