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永川於1991年離開學自聯和民運圈，用他的話來說，就是「已百分百離開了政治」。近年他全副精力轉向教育、科研和宗教，以及潛心學術研究。但事實上，十多年後的今天，他仍「背著學自聯的十字架」，陷於「六四綠卡」的困惑中，從而得出「科學、教育和民主都無法解除人類的罪惡」的結論，兩年多前成為一個虔誠的基督徒，他將這一段心路撰寫《我信了耶穌》的見證文章。

劉永川出生在江西省井崗山的大隴鄉，是當年毛澤東的紅色根據地所在地，也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前身中國工農紅軍的誕生地。事隔多年，他仍記得讀中學時，他家房子隔一條小路就是一片小草坪，草坪中有塊大石頭，石頭邊的牌子上寫道「這是毛澤東當年讀書，並觀看袁文才部隊操練的地方」。

「當時，我每天早上都會把我家養的鵝趕到這個草坪來吃草，也坐在那塊石頭上看書。我還記得幾次寫過以『學習毛澤東』為題的作文。」

劉永川因生長的年代和環境，從小就被灌輸一種共產主義烏托邦的信仰，而當年相信毛澤東的，也幾乎近似一群宗教信徒。劉永川相信「共產主義社會」的未來，也相信人可經過學習和修養，可使自己成為一個「更高尚的人」、「有理想的人」，從而能過「有意義的一生」。

「我當時也把毛澤東當神了。記得小時第一次聽說江青是毛澤東的太太時，心裡還很難過，覺得毛澤東就不應該像凡人一樣有太太和孩子。」中國在文革的後期，尤其在毛澤東去世後，人們經歷的是一個對毛澤東從懷疑到否定的過程。劉永川成長過程中經歷的更多的是「從懷疑到否定的過程」，當時的學生都不大信毛澤東了，轉向相信理性和科學，認為科學和理性可以解決一切問題，一切唯科學、以實證為標準。而此時的北京中央，也是全力推崇「實踐為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八○年代初，劉永川在西北工業大學學習航空發動機製造工藝，因為對事物愛追根究底，讀了許多數學和哲學的書籍，結果發現科學和理性其實不可能解決一切問題。

「不過，我當時還是相信科學和理性的無限威力，認為人們所需要的只是不斷從一個理性體系跳躍到另一個更高級的理性體系。我認為問題可能在於社會科學和政府部門的人對科學瞭解太少，在於數學理論沒有發展出適合社會研究的方法和體系。」

劉永川後來考取北京大學社會學系碩士研究生，成為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的得意門生。期間，劉永川曾為國家體制改革做了許多社會調查。之後出國赴美國史丹佛大學深造，先後獲得數理統計學碩士和社會學博士學位。… …

 

下一頁